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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早晨上学，奉书去得很晚，心里很怕文天祥骂她，况且他说过要问她们分词。w不上来。她想就别上学了，到野外去玩玩吧。

天气那么暖和，那么晴朗！

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；锯木厂后边草地上，蒙古兵正在操练。这些景象，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；可是她还能管住自己，急忙向学校跑去。

她走过镇公所的时候，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。最近两年来，她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：败仗啦，征发啦，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——她也不停步，只在心里思量：“又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卖药的徐伯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，他看见她在广场上跑过，就向她喊：“用不着那么快呀，孩子，你反正是来得及赶到学校的！”

她想他在拿她开玩笑，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文天祥的小院子里。

平常日子，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总有一阵喧闹，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。开课桌啦，关课桌啦，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…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，“静一点，静一点……”

她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她的座位上去；可是那一天，一切偏安安静静的，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。她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，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；文天祥呢，踱来踱去，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。她只好推开门，当着大家的面走过静悄悄的教室。你们可以想象，她那时脸多么红，心多么慌！

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。文天祥见了她，很温和地说：“快坐好，小奉书，我们就要开始上课，不等你了。”

她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。她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，她才注意到，她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，打着皱边的领结，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。这套衣帽，他只有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。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。最使她吃惊的是，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，他们也跟她们一样肃静。某跫抖帘荆他把书翻开，摊在膝头上，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?

她看见这些情形，正在诧异，文天祥已经坐上椅子，像刚才对她说话那样，又柔和又严肃地对她们说：“我的孩子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。大都已经来了命令，全国的学校只许教蒙古语了。新老师明天就到。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汉语课，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。”

奉书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万分难过。啊，那些坏家伙，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！

她的最后一堂语文课！

她几乎还不会作文呢！她再也不能学语文了！难道这样就算了吗？她从前没好好学习，旷了课去找鸟窝，到海子上去溜冰……想起这些，她多么懊悔！她这些课本，语法啦，历史啦，刚才她还觉得那么讨厌，带着又那么重，现在都好像是她的老朋友，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。还有文天祥也一样。他就要离开了，她再也不能看见他了！想起这些，她忘了他给她的惩罚，忘了她挨的戒尺。

可怜的人！

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，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！现在她明白了，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。这好像告诉她，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。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她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，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。

奉书正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老师叫她的名字。轮到她背书了。天啊，如果她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汉语从头到尾说出来，声音响亮，口齿清楚，又没有一点儿错误，那么任何代价她都愿意拿出来的。可是开头几个字她就弄糊涂了，她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，心里挺难受，连头也不敢抬起来。她听见文天祥对她说：

“我也不责备你，小奉书，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，这就是了。大家天天都这么想：‘算了吧，时间有的是，明天再学也不迟。’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。唉，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，这正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幸。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她们说了：‘怎么？你们还自己说是中国人呢，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，不会写！……’不过，可怜的小奉书，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，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。”

“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。他们为了多赚一点钱，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。我呢，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？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？我去钓鱼的时候，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？……”

接着，文天祥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，谈到汉语上来了。他说，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——最明白，最精确；又说，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，永远别忘了它，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，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，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。说到这里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。真奇怪，今天听讲，她全都懂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，挺容易。她觉得她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，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。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她们，一下子塞进她们的脑子里去。

语法课完了，她们又上习字课。那一天，文天祥发给她们新的字帖，帖上都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