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三十九章 (1/2)

第二天一大早，小方子果然又来邀请，林天便与乔峰一起去了皇宫，王安石、苏轼、剑魔都在，一起用过早膳后，便商量着公审之事。

刑部、御史台、大理寺三堂会审，其中刑部与大理寺都是变法派大臣，可以说十成胜算，已经占了七成，再者言刑恕这人，没证据都要搞出七分证据的人也在其中，胜算可谓百分百。

赵顼兴奋的有些面色潮红，今天将是一个大日子，韩吕不能保住那近百扬州官员，那么围绕着他们的士子就会离心离德，相对而言，皇家势力就会增长，另一方面，变法也可以在北方韩吕势力范围内施行，扬州就是一个桥头堡。

一直以来韩吕所控制的路州府县都以王安石变法有背祖宗遗训、与民争利等种种理由拒绝，若是逼得急了，便动不动士子请命、粮行漕运罢市。

不错，就是请命、罢市！这种近现代象征着“民主”权力，早被韩吕大族玩的炉火纯青了。

无论赵顼还是王安石、蔡确、刑恕，对此都是无可奈何，根本没有应对办法。若是强制不准，那么就会正中那些人的下怀，“防人之口甚于防川”，恐怕天下士子到时就会将赵顼贬斥为暴君周厉王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变法派掌权，虽在朝堂上对政敌加以打击，但却并不禁止他们在朝堂以外进行议论，也不禁止反对派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正因为这样，二程的洛阳学说，才会作为保守派的思想大本营得以存在。

苏轼之所以会被污以乌台诗案，那是因为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妄议朝政，不思尽忠职守却对官家、变法冷嘲热讽，这当然会被攻击了。

至于洛阳的二程，虽然也有官职在身，也算朝廷命官，但实质上那官职只是一个名头，已经有名无实，形同虚设，是个空职，只不过是因为二程名头很大，不能剥了功名的权宜之计。

所以说变法派当权时，大宋上下办学、言论都是历代王朝最宽松的时代。这里面固然是因为变法派根本没有禁止守旧派说话的实力，另一面也有以此让天下百姓开口，来非议守旧派，降低守旧派在民间威望的想法。

神宗一朝，不仅在大宋历史上，属于大变革时代，而且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，也是属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！

大变革时代，各种关于变革的言论也极为繁杂，这里除了王安石的新学、洛阳的二程理学外，还有像余杭一代极为盛行的致功学说，这三家学说在大宋影响很大，其中二程理学根深蒂固，王安石新学因为变法推行，也风光一时无两，至于致功学说则势力最弱。

但林天在与苏轼、王安石的谈论中，心头却暗思这个学说恐怕生机最旺。致功学说是伴随着余杭沿海一带商业的兴盛而兴盛起来的，其中“商人的味道”极为浓重，商人最讲究实实在在的利益，致功学说的核心便是：经世致用、学以致用！功利味道极浓。

王安石曾在余杭做过通判，新学中也吸收了一些功利手段，比如他的均输法、市易法。但王安石却仍然是个恪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人，对致功学说从根本上是反对的。

致功学说决不高谈阔论，他的发明者是真宗时代的一个商家子弟，姓沈名富，字是他自己取的，就叫致功。古代商人地位很低，他家老子便重金聘请老宿大儒为他讲学，想儿子将来也能考取功名（北宋年间不禁止商户读书科考，但在后来的南宋、元、明、清是禁止的！），哪知道这位富二代在学习的时候，唯独对陶朱公敬佩有加，而对孔圣人却鄙夷的一无是处，气得老先生气血上涌，一下便昏了过去，被救醒后，哼哼说了句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！”将沈富逐出师门后离开，也同时这位富二代不敬圣人的名头渐渐传开了，导致士林大哗。

但是这位公子爷却极为聪慧，非但不惧，反而引经据典、言之凿凿，他家有钱，他居然将自己的观点刻板印刷，书市贩卖。

他有句名言广为人知：“太史公言：‘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’，圣人言：‘衣食足而后知礼仪’，吾观千百年来，百姓未有衣食足时，故吾不虚言礼仪，不高谈道德，所以论者，唯利而已！”

他崇商，为商家正名，得到商户的支持，后来他老子死后，他索性变卖家产，开馆收徒，办了书院，这书院位于余杭，名致功书院。余杭商户子弟，入馆从学者十之七八，外地富豪之家亦多有子弟远来从学，可见其风靡之甚。

而致功书院传到如今已经三代，现在的院长沈金（古代书院多建山上，远离尘嚣，院长亦称为山长、山主），年近五旬，已经是个须发半百的老人，致功书院虽然金资不缺，极为富绰，但奈何从他建立起来，就只在商户中声名昭昭，在此之外却恶名著著。

致功学说在政治上就从来没有得势过，一直是遭受批判打击的一方，这也与他们的学术观点有关。

比如就盐铁来说，守旧派的二程理学，认为应当由官府独营；王安石新学，因为官府独营**丛生，盐铁之利，十之**为贪官所污，所以反对官府独营，改为官府专营，但由有资格的商户来具体经营；到了致功学派这里，则是官府应当进行无为而治，盐铁全有商户经营，官府只要等着收税就行。

王安石的官管商营尚且被二程理学攻击，说是离经叛道数典忘祖，因为历代以来盐铁都是官营的！那么致功学派的全部商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