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三章 (1/3)

第九十三章

在很大一个程度而言，更赋可以说是一种主要是军事方面应对危机的经济征收的财政手段。

这一点在很多时候是有着无奈的前提，这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是被征收更赋的人而言，同样如此。

但是在更多地情况下，更赋的征收可以说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纳税阶层而言，是非常沉重的压力来源。

历史在这一个方面的教训非常深刻，不仅仅是秦帝国的民政体系有可能是被主要是来自南征百越，河套阴山之战为首的战争所征收的更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，同样的，在后世，加收类似更赋的税收可以说危害甚烈。

其较为著名的是明末的三饷加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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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饷是明末加派的辽饷﹑剿饷和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。辽饷亦称新饷﹐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﹐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。

到万历四十八年止﹐明帝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﹐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﹐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。天启时﹐并征及榷关﹑行盐及其它杂项银两。崇祯四年﹐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﹐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﹐除兵荒蠲免﹐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﹐另加关税﹑盐课及杂项﹐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。

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﹐总数两百八十万两﹐主要也征自田土。原议只征一年﹐实际从崇祯十年起﹐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。练饷是崇祯十二年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﹐名义是训练“边兵”﹐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﹐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。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﹐其田赋每亩加一分﹐约占总数一半以。

而根据相应的数据记载，三饷的数字有另外一种计算结果：

万历四十六年，以向辽东用兵为由，按亩加派军饷，经过前后三次增额，到泰昌元年，加到每亩银九厘，一年得银五百二十两，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。到崇祯末年，增至九百万两以。

《明史?食货志二》云：「(崇祯十年)复行均输法，因粮输饷，亩计米六合，石折银八钱，又亩加征一六四厘九丝。」原定以一年为期，但一年以后并未取消。到崇祯末年，剿饷共征三百三十万两。

崇祯十二年，在停征剿饷后，接着征收练饷，规定每亩加征银一分四、五厘，总额达七百三十万两。

三饷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﹐使激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﹐并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清朝统治者入关后﹐为笼络人心﹐曾下诏蠲免三饷﹐但没有认真实行﹐特别是辽饷的九厘银﹐不久即被编入《赋役全书》﹐成为田赋的正式份额﹐终清一代﹐再未蠲除。

而有一种观点认为：按照唯物史观原则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、失民心者失天下的“人民创造历史”观点，分析明朝灭亡轨迹，经济的弊政无疑是撼动基础不稳的重要依据了。

据史料记载，清朝初年，摄政王多尔衮在总结明亡原因时，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明末所谓的“三饷”是导致明朝败亡的最大弊政：“前朝弊政，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，以致民穷盗起，而复加剿饷，再为各边抽练，而复加练饷。惟此三饷，数倍正供，苦累小民，剔脂刮髓，远者二十余年，近者十余年，天下嗷嗷，朝不及夕。”

尽管多尔衮身为清朝摄政王，可能他的言论有时不尽公平合理，但在这个问题，他的看法无疑是准确无误和一针见血的。明朝灭亡，确实有政治军事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致，但经济失策失败却是釜底抽薪式的关键问题。

一般说来，暴政乱政也会使民众苦不堪言，化腐朽也会让百姓失去精神支柱，但都抵不过经济破产让群众民不聊生来得猛烈和痛苦。明末实行的“三饷”政策，是雪加霜的罪恶一击。于是，庞大的政体大厦很快轰然倒塌，国家机器运转不灵，等待的只有死路一条。

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泛滥，应当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。他出身贫寒，深受苛捐杂税盘剥、贪官污吏欺压之苦。所以他当皇帝之后，试图建立一个轻徭薄赋、政治清明的社会。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，如说视贪如仇，动辄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。再如，带头当廉政表率，规范从政原则，号召民众参与监督等，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明显效果的。

或许人亡政息，他死后，明王朝尽管国号还叫明、皇帝还姓朱，却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了，皇帝不务正业、腐化堕落，奸臣当道、乌烟瘴气，宦官乱政、肆意妄为，党争不断、内讧不止等，都与朱元璋时代不同了。

其最显著的不同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。明末内忧外患频频，朝廷便以此为由，在原先额定的正常赋税之外，加派赋税。名目有三：辽饷、剿饷和练饷。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，故征辽饷以充军费。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，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，又加派赋税，是为剿饷。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，明政府又训练边兵，于是又加派练饷。“三饷”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，开征剿饷时，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，“暂累吾民一年”。但开征之后，几乎成了定制，终明朝而未革除。

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朝政府实施“杀鸡取卵”般的经济政策呢？按说，万历初年张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