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三、危机的发端（下） (1/3)

民国时代虽然黑暗动荡、民不聊生，但在思想和文学上，却是一段百花齐放、名人辈出的黄金时期。

那些民国的文人或者说“大师”，通常都有着所谓“独立”的品格，性格或多或少有些怪异，说得难听些叫疯疯癫癫，说得好听点就是狂放不羁——晚清民国的混乱局面，还有中国传统文人“傲诸侯而慢公卿”的风骨，都是铸成这群人意识品格的重要因素——让很多黑白两道大佬，尤其是政治家们颇为讨厌。

比如说，此时的蒋介石委员长就一直感到难以理解，为什么如今他已经成了全国领袖，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敢在报纸上公然骂他——难道不是应该一个个歌功颂德、马屁如潮、山呼圣明才对吗？

但上海滩的文人们可不这么想，民国这些年来，他们早已看惯了风云变幻、潮起潮落——当年的段祺瑞总理何等威风八面，如今还不是泯然众人矣？昔日的吴佩孚将军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一朝兵败之后，如今还不是只能下野做寓公？你蒋介石又有何德何能，对国家对民族有何功勋，居然敢奢望坐天下一辈子？

反正这蒋某人指不定哪天就下台了。所以，甭管他如今头上挂着多少官衔，该骂的时候还得骂！

结果，让坚持对日妥协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蒋某人感到万分恼火的是，几乎是从“九一八事变”爆发、东北沦陷开始，化“围剿”，查禁进步书刊，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。又反复诉说自己不得已的苦衷,一会儿苦口婆心地声称：“……枪不如人。炮不如人，教育训练不如人，机器不如人，工厂不如人，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？若抵抗日本，顶多三天就亡国了。”“……中国亡于帝国主义，我们还能当亡国奴。尚可苟延残喘；若亡于**，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。”一会儿声色俱厉地呵斥：“……奢言抗日者，杀无赦！”却还是得不到半点谅解。全国上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依然愈演愈烈。很多曾经为他在“四一二”血腥清党而叫好的铁杆右派知识分子。此时也都转身破口大骂他“媚日”、“卖国”，甚至高喊“反蒋抗日”……这让他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举国上下尽是共谍的错觉……

——老蒋忘了一件事，极端右派往往也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，他们之所以愿意支持蒋介石。是希望扶植一个能够对内镇压底层人民。对外打出国威和军威的拿破仑，而不是一个只会耗子扛枪窝里横的衰人！

举例来说，德国纳粹党固然**不假，但有哪个纳粹党敢公开支持美英法等国把德国变成殖民地？

很显然，蒋介石剿共屡败，对外投降的拙劣表现，让渴望重振中华雄风的他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。

这样一来，左派嫌老蒋反动。右派嫌老蒋无能，蒋介石这个最高领袖。一时间当真成了“孤家寡人”。

总之，早在前年的“一二八”事变，十九路军进行第一次淞沪抗战的时候，上海滩的诸多爱国民主人士就发起组织“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”，一起指日为誓，“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，死后不做亡国鬼”，呼吁国人“如果畏缩退避，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，不如一起奋勇向前，抗战救国”。高呼抗日，痛批老蒋。

上海战事结束之后，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杨杏佛、史量才等著名文人又发起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运动，一边利用他们的崇高声望，积极营救被捕的爱国民主人士，一边公开发出号召，反对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“剿匪”内战。随后，宋庆龄更是在上海领导召开了“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”远东会议，大骂特骂南京当局的对日妥协路线。就连在“四一二”事件中帮助蒋介石起草罗列“清共”名单，竭力主张血洗赤色分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，此时也痛感国土沦丧，内战连结，爆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，思想日趋激进，因此对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十分不满，进而又一次完成了从右派到左派的转变，从拥蒋变成了倒蒋，从**变成了通共……可见蒋介石这位“党国领袖”在当时的中国有多么的失人心。

这些来自背后舆论阵地的小刀子，让身在南昌的蒋介石恨得牙痒痒，很想再来一次“四一二”，但偏偏又投鼠忌器——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是“国母”，又是自己老婆宋美龄的姐姐，动她的政治风险实在太大，几乎不亚于日本军官刺杀天皇……他之前刚刚一脚踢走了“奢谈抗日”的宋子文，将这家伙罢官赶回上海，就已经大大得罪了四大家族之中的宋家，如果他再杀宋庆龄，那么不但四大家族就此内讧爆发，南京国民政府就此崩溃，“孙中山继承人”的头衔就此彻底泡汤，连老婆也说不定都要再换一个了。

而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，也是桃李满天下，人脉之广遍及全中国，动他的后果恐怕也不亚于当年的刺杀宋教仁……所以，鉴于柿子要挑软的捏，蒋介石最后派出特务刺杀了杨杏佛，用血腥手段暂时吓住了上海滩的进步文人，勉强压制了这一轮抗日运动——但这也让上海滩的进步文人，从此跟蒋委员长彻底决裂。

因此，正所谓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，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刚刚被杨杏佛之死吓得略微消停，但思想倾向进步的《申报》大亨史量才又跳了出来，先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，把那些自视甚高的党国精英骂的狗血淋头。之后更是顶风发行副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