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64章 行路（下） (1/2)

前面是一个乡公社，一座半新不旧的小院，门口的牌子上刻着汝南郡汝阳县南公乡公社的字样。

李轨是提倡乡村自治的，国家机器的力量总有它的限度，贪多嚼不烂，手深得太长，未必能管的好。

但对县以下的自治，也不是放任不管，官府只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任由底下蛮牛乱闯祸害羊群，事实上如果不把触角深入到县以下，土豪乡村也不可能瓦解。

那大汉的县以下乡村依然是土豪恶霸的天下，普通百姓将无立身之地，出头之日。

所以李轨果断地把自己的触角伸到了乡一级，他将乡公社由虚变实，设乡约一职，职责是监督乡村自治，推行教化，宣传法律，调解纠纷，充当耳目。

水牛害羊，羊儿害牛，羊们互相害，牛羊变狼横行吃肉，这些靠地方自治管不了的就由乡约要管。

不过因为担心官僚机构的膨胀，李轨没有把税收的征收权交给乡公社。

无权对辖地征税，乡公社就演变不成一级权力中心，同时对乡公社的人员配置素来卡的极其严格。

按户口簿来，每三千人配一人，商贸繁盛的城镇码头、矿产地酌情增加，反之一些流出人口多的地方则酌情减配。

人员编制由郡一级控制，宁缺毋滥。

李轨给随从交代了两句，一名卫士走进了乡公社，不多时出来一个警吏，这是乡公社权力核心之所在。警吏是县里警务所派驻乡村的驻地代表，有权处理简单的治安案件，有权对刑事案件进行初步勘察。

把司法权从乡村的族长、士绅手里收走，这是李轨允许乡村自治的一个大前提。

虽然这一步路走的并不顺利，强大的乡村自治体系，总是有形无形中对抗国家机器的入侵，但李轨并不打算就此退缩。

一个政权失去对司法权的控制，那他距离末日也就不远了。

警吏姓宋，四十多岁，搁在现在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，但在这个年代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胡子一把，腰也佝偻了，按照制度再干两年他就可以告老回乡了，届时会有一大笔退役金，足够他安度晚年的，而且做过吏员的人退休后是可以免除田赋的。

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很和善，这让李轨怀疑他是否还能胜任眼下的工作，毕竟警吏是官府在乡村的威严。

老宋不知道李轨的来历，但从李轨的气质和言辞里，猜想可能是某个过路的官家，于是热情招待。

乡公社里面积不大，三进院落，第一进院落是办理公务的地方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别看乡公社里人不多，但管的事可不少，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，办公条件还是不错的。

第二进院落是仓库和众人的寝室，后面还有一座院子，却是吃饭的食堂和几间客房。

老宋把李轨一行接进类似接待室的地方，一个干瘪的妇人奉上茶水。

老宋对李轨解释说乡公社里拢共就五个人，距离这六里外的涧沟村发生了一起邻里纠纷，两大家族发生械斗，伤了人，地方里保和族长调解不开，就请了乡约前往主持公道，故而乡约不在，又恰逢年末，各种事务繁多，那两个人也下去了，只留他一个在社里值班，也是照顾他年纪大的意思。

李轨道：“你年纪也不算大，满头黑发的。”

老宋道：“的确老了，我过去在军中，打仗时受过箭伤，复员回地方，本想着种种地，在家带带孙子，安度晚年，但县里明公征召我，叫我出来做点事，我哪敢推辞，只好离家来此效命。”

周府问他原来在哪个部队。

老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是跟曹洪将军的，后来他出事了，我们那支军队就被裁撤了，人员都被打散建制归并进其他军队，我趁机就回来了。”

周府道：“曹洪叛国，朝廷裁撤他的旧部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老宋道：“我可没有抱怨的意思，叛国之人，罪不容诛，丞相宽厚没有追究我们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就谢天谢地了，当日回来，纯粹是因为年纪偏大，身体又有伤，家里来信说地方已经安定，回来好好种地也有好日子过，所以就回来了，怎么敢有抱怨朝廷，怨恨丞相的意思，我若是那样的人，明公又怎肯抬举我？”

李轨道：“你这话说的中肯。总之神仙在天上打架，不该让地上的人受罪，只要忠心为国便是忠臣，国家就会用你。”

又具体询问了老宋的待遇、收入、职责和日常工作。

老宋见他问的如此细致，心里愈发认定他是官家的人，是来微服私访的，看他这气度和这么多随从，弄不好官还不小，说不定还是个京官呢。

当下也不敢隐瞒，一一说给李轨知道。

这些情况，李轨在上面是不知道的，自然获益匪浅。

这时候后厨的饭好了，大厨的娘子来请，就是那个来倒茶的干瘪妇人，厨子就是乡公社后面的村里的，承包这里的厨房，一天做两顿饭，来人时做公事宴。

因为怀疑李轨等人是官家人，这位警吏就动用自己手中职权安排了一场公事宴。

说是宴其实就是自助餐，不过有鱼有肉，但没有酒。

白天天下所有衙门公私宴会都不得饮酒，这是李轨定下的规矩，要喝酒可以，在家里摆私宴，喝完了睡觉别去上班就好。

但这得有一定级别，至少得县级官员吧，地方乡公社就别想了，蹲在乡公社里，连个家都没有。

吃了饭，李轨让随从把